如果侯孝賢來做講座，聽他談故事，摳人物襯衫的吃穿住行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但如果，你讓他講電影美學，一定會失望。
他的御用攝影師陳懷恩說：如果說有人永慶房屋跟過侯導的一部戲，能學到什麼，那是騙人的。
拍電影時，編劇支票貼現的劇本、電影分場、那些紙上作業，他一向不太看。
“對我們這些‘野人’來講，從來不知道一定要遵循什麼，感覺對了就行。其實感覺對，就情趣用品是你自己的積累，跟你的人文素養、背景有關。”侯孝賢這麼說。
背景，是個人的成長經驗。《風櫃來的人》、《鼕鼕的假期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戀戀風塵》中，有老歌，有離鄉時的迷茫，那是屬於他這一代人“最美的時裝潢光”。
而“人文素養”，還來自他常年合作的編劇、作家：朱天文和吳念真，一個寫意，一個俠義。
一個人的電影史
他不說怎樣拍電影，只講自己的童年
常有人問侯孝賢，你是怎麼拍電影的。他不回答，只是講自己的童年。
《鼕鼕的假期》里，鼕鼕爬到樹上，不肯下來，他看地下的廟、稻田，聽著風。此時，老唱片悠悠地響了起來。
這個經驗，來自侯孝賢初中的生活。那時，他住在縣政府宿舍，夏天爬樹摘芒果，邊吃邊看。
“午休的時候，偶爾會有個人騎單車過，嘎吱嘎吱。由於吃得非常專註，便能感覺樹在搖；因為風的關係，感覺到風，還有蟬聲。因為是那麼專註，所以會感覺那一刻周圍是凝結的——凝結是情感的放大，電影里的時間，就是這個東西造成的。情緒也是這樣處理的，有點慢動作的意味。”
在這些少年經驗里，他慢慢發現了一種看世界的方法，他想拍時間與空間的當下，人的神采。
“從一個鄉土社會的根基出發，寫社會變遷中的鄉土社會——這是侯孝賢最擅長的地方。”影評人、電影學博士蘇七七說，民俗、文化、親情，他把構成一個鄉土社會的元素，都融了進去。“他用的是自己的童年、青少年的生活經驗，但拍的又是上世紀70、80年代的故事，這是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，鄉土社會實際上是在解體階段，他拍出了那一代年輕人的迷惘，還有一種滄桑感。”
去年，侯孝賢來杭州參加自己的電影回顧展，大侃小時候在城隍廟和小伙伴打架，第一次偷東西、第一次抽香煙，如何去戲院蹭票看戲，還有與母親的相處的舊事。所有侯孝賢影片中出現的女人，都對應了他小時候最常接觸的三個女人：母親、姐姐和祖母。
“有一次，媽媽要摟我的背，我滑開了。可能那時候就建立了我的世界觀：家庭不容易。我是白羊座，生活里很樂觀，我不感覺自己的電影悲傷。但底色還是會透出來。”這些底色，填滿了他的成長經驗，就像他最喜歡的臺灣民歌，那裡有江湖氣、艷情、浪漫、土流氓，“我還想把一種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。”或許，因為如此，才有《童年往事》。
他要拍活生生的人的當下。但對於他這一代人來說，當下、城市又是難以認同的。有的導演，選擇批判。但侯孝賢不會。“他也不憐憫，他的是同情。同其所情，感同身受，同流合污，他就很會拍了，拍得好了。”朱天文這樣說。
所以，侯孝賢最好的電影，永遠停在了城市和鄉村曖昧的接壤之處。
他與朱天文
侯孝賢的抒情與詩意，朱天文最懂得
朱天文自然是最瞭解侯孝賢的了。
不過，作為一位作家，一開始，“我和許許多多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一樣，向來並不重視國片，若不是金馬獎頒獎典禮轉播，我還不大曉得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的導演侯孝賢先生。”
1982年，她第一次見侯孝賢，對方講起他偏愛向田邦子的散文，說到鐘曉陽十八歲就寫了一部《停車暫借問》真了不起……比侯孝賢小十歲的朱天文大吃一驚：“啊，電影界也是會看書的！”
於是，她便一腳“趟進了水裡來了”。
侯孝賢當然不是為了見朱天文，才扯文學的。小學六年級，他把所有的武俠小說看完了，把黑社會小說看完了，就去看言情小說，後來最愛看外國文學，比如《魯濱遜漂流記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記》，喜歡泰山和魯濱遜。
《風櫃來的人》，是他最接近自然主義的電影，開拍前，朱天文讓他去看看沈從文的自傳。
“感覺非常好，還有一點，就是他的view。他寫自己的鄉鎮，自己的家，那種悲傷，完全是陽光底下的感覺，沒有被動，好像是俯視的眼睛在看著這個世界。我感覺這個觀點有意思。”
所以，在拍《風櫃來的人》時，他跟攝影師說，退後、鏡頭往後，遠一點再遠一點。“其實這不是鏡頭遠近的問題。但我那時候就用沈從文的觀點來拍這部片。”
朱天文在《初論侯孝賢》中寫道：“侯孝賢使我想起像是當年沈從文從他湘西傍河的鄉村來到上海，剛接觸到新文學運動一派精英時候，他的乍喜乍驚，且愧且惶。”
事實上，朱天文抒情、詩意的氣場，在侯孝賢的電影里，有著不著痕跡的體現。有些人會批評她的劇本太散文化，沒有結構。但朱天文深知，詩的方式，不是以衝突，而是“以反映與參差對照。”
他們也曾想過要做一次“有結構”的東西，可是，下個場景旋即又搭上下個場景，一個連一個，侯孝賢立刻不耐煩了：“太假了。”
沒錯，他們感興趣的，是《海上花》里，堂子里的規矩，怎麼叫局，怎麼寫局票，妓女們接客的環境，點水煙筒的紙火怎麼吹……這是直線上的岔路點。他說，我想拍的是自然法則下，人們的活動。
他與吳念真
吳念真的畫面感，成就著侯孝賢的故事
吸引侯孝賢走入生活現場的，與其說是事件，不如說是自然的生活。他其實對說故事沒興趣，《戀戀風塵》中，許多交代阿遠背景的戲，他都用情緒和畫面直接跳接，近似人的意識活動，用侯孝賢的話說，“這應該是從少男的情懷輻射出來的調子，純凈哀傷，文學的氣味會很濃。是詩的。”
說到《戀戀風塵》，離不開另一位編劇吳念真——這個故事的原型人物，一個比侯孝賢會說故事一百倍的人。散文集《這些人，那些事》里，寫的也都是他的故事。如果說，朱天文帶給侯孝賢的，是抒情和文學的氣質，那麼吳念真的作用，是怎樣把這股氣質發揮好。
這回，說故事不是靠語言，是靠畫面。
吳念真出身在臺灣九份礦工家庭，街坊鄰居大多是不識字的本省人。他常被叫去為叔伯阿姨們念報紙，吳念真被叔伯大姨命令，一定要用閩南語講述報上的故事。久而久之，書信中的情感和故事，讓他發現：具有畫面感的通俗功力，便可讓人快樂。到今天，他故意在戲中不放字幕，“就是要讓觀眾感受畫面。”
他時常和攝影說，如果一個不經意的畫面叫你很難受，你甚至不必拍得很清楚。“很多攝影師一看到有人要流眼淚，鏡頭就推上去，等人家流。你要幹嘛？你要對人家說，看啊，這個人在流眼淚，多可憐啊。觀眾不會那麼笨。我覺得，遇到這種場面應該是安靜的。”
而這些，他都與侯孝賢在電影中實踐著。
《戀戀風塵》的中影修複版DVD花絮中，侯孝賢道：吳念真本名叫吳文欽，因女朋友叫阿真，他取筆名吳念真，意思是“不要再掛念阿真”。
《風櫃來的人》 原著：朱天文
高中畢業的風櫃男孩，百無聊賴。在一次較嚴重的打架事件後，他們懷揣忐忑，離開風櫃來到高雄。分歧、變故、他們在大都市的五光十色中亂撞。
、
《童年往事》 原著：朱天文
從大陸遷往臺灣的一家人，在錶面平靜的日子下，各懷心事。因為家庭的特殊，懵懂中阿孝咕也知自己並不完全相同於同齡人，他內里已埋下會突然裂變的種子，只等某個契機的來臨。
《戀戀風塵》 編劇：吳念真、朱天文
15歲的農村少年阿遠放棄學業來臺北做事，初嘗人生的辛苦，卻仍為自己的理想努力著。一年後，阿遠青梅竹馬的戀人阿雲也來到臺北。後來，阿遠去服兵役，阿雲則在阿遠退伍前選擇了嫁作他人婦。
（原標題：且愧且惶，感同身受的城鄉之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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